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天这么蓝树这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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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蓝可以反映我国当前什么环境问题

APEC蓝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特指在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22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期间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北京市出现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的蓝蓝天空。以污染程度天数表示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2014年11月1日至12日，北京空气质量为一级（优）的4天、二级（良）7天、三级（轻度污染）1天，没有四级以上天气。而此前的10月，出现四次“灰霾”；敏感人群约半个月“不宜出门”。

对APEC蓝及大气污染治理的若干讨论

尽管国内外对APEC蓝的讨论很多，但一些认识仍然模糊，一些数据仍然需要深入分析，一些做法和经验仍然需要认真总结。

——有了APEC蓝经验，也不能否认大气污染治理的艰巨性

APEC蓝使人们看到了灰霾治理的曙光，提振了信心。过去认为30年才能治好的空气污染，有人认为20年或15年的时间就能治好，因为有了APEC蓝的经验。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大气污染防治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盲目乐观。

做好持久战和攻坚战的准备。空气污染是“城市病”之一，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空气污染治理花了几十年时间，足以说明治理的难度。APEC会议期间实施的临时性空气污染应急措施，证明可行且是有效的；但不能由此认为只要执行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措施，就能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使天变蓝，毕竟污染物排放与一国一地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要对症下药，下大力气，采用正确的思路和技术路线图。

公众科学素养迫切需要提高。“雾霾”被媒体广泛使用并被公众接受，但雾和霾不是一回事。雾是一种天气现象，当低层大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状态时，会出现水汽凝结物悬浮在空中的现象，气象学称之为雾。霾（也称灰霾）是人为活动排放的污染物在空气中积累的结果。最新研究发现，北京的PM2.5主要由二次污染物（二次气溶胶）构成；二次污染物又是由一次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经光合作用产生的。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

APEC蓝的经验认识需要深化。没有人的努力，不减少污染物排放，APEC蓝不会出现，因为天这么蓝是限行的成果吗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我们要治理“霾”而不是雾，也不能满足于“大气污染靠风刮”。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影响能见度从而影响交通，但对人体健康并无大碍，而霾则不然。尽管风可以驱散和稀释污染物，但大风过后污染物还会积累，超过大气环境容量还会出现灰霾天气。因此，不能以“人努力”和“天帮忙”的“三七开”思路来部署大气污染治理。

——汽车限行效果值得肯定，但也应更多地利用经济政策

汽车限行对北京PM2.5下降的贡献最大。这一行政性的临时性措施受到不少质疑，而采取经济政策的呼声日增，毕竟降低车辆活动强度和降低单车排放因子，均能起到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作用。

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机动车污染物减排。征收汽车拥堵费和排污费，可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避免“有钱就能浪费资源”的质疑，应出台法规禁止超大排量汽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使“有钱也不能浪费资源”成为价值取向，不能“有钱就任性”。同时，污染物减排措施不应伤害汽车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用公共财政（部分来自摆地摊人的税收）补贴买得起汽车的人的超标车淘汰，没有任何公平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策导向。汽车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方面，汽车产业发展可以带动几十个关联产业发展。因此，对汽车利用的政策导向应是：鼓励拥有，提高使用成本，禁止不达标车上路。对节能、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也不应长期实施，以免养成“政策依赖”。

超标车的淘汰标准应是排污达标而不是使用年限。北京有40万辆国一标准车和60万辆国二标准车。经北京环保局测算，如果全部换成国五标准车可以达到APEC会议期间机动车的减排效果。对国一、国二标准车的淘汰，应采用排放标准而不是使用年限。虽然我国汽车质量还难以“经久耐用”，但以使用年限或行驶公里数作为淘汰标准，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一些城市实施的汽车限购、限行政策，也不利于居民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应逐步纠正。

将交通污染物减排，纳入对各级政府的统计、考核指标体系。北京市已制定将空气质量保障纳入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办法，并定期公开考核结果。如果考核不合格，除对地方政府通报约谈，还将实施停止审批地方新增工业项目、对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岗位调整、追究责任等办法。指标集成了各项工作成效，因而应该成为污染物减排的目标导向；在实施中还需要防止“数据失真”。

——燃煤和污染型企业停限产效果明显，但不能作为常规措施

虽然关停燃煤和工业企业对APEC会议期间PM2.5下降起了很大作用，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很难因人为干预在短期内见效，还应避免污染伴随产业的转移而转移。

以环境标准作为产业准入和落后淘汰“标尺”。在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需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燃煤和污染型企业停限产应与目前实施的淘汰过剩产能、绿色转型发展等协调统筹，更多地依靠技术、标准、能效、质量等“标杆”，淘汰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率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形成企业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

关停企业不应成为污染物减排的“常态”。任何企业的生产和运行均有一定的技术和管理规范，节日、重大活动关停企业会增加资源消耗、浪费能源、增加污染物排放，因而不应成为污染物减排的常规措施。对企业已有的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并推广应用。环保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加大惩罚力度，促进企业采取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环保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应给企业更多的选择机会，避免北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进锅炉“煤改油”、“煤改气”，尔后又推倒重来的现象再现。

污染不能伴随产业的转移而转移。由于地区发展差异，产业转移成为地区梯度发展的理论基础。应避免一个地方的污染型企业关了后又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张；如果治理赶不上污染速度，会出现“只污染不治理”问题。既应避免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污染转移，也应防止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城市向农村转移。企业转移（工厂搬迁）只有在工艺技术升级并达环境标准的前提下才能重新建设，污染随着产业转移，必然导致污染的区域蔓延。

——区域联防联控是重要的环保措施，但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

空气质量是本地污染物排放、周边地区污染物传输和气象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北京市大气污染物源解析表明，28%－36%的污染物来自区域传输。保障北京空气质量首先是本地减排，联防联控也是必要保障；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会商机制应持续下去。联防联控，写进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且已成为共识，APEC会议期间也有了很好的实践。APEC会议期间，由北京牵头、六省（市、区）建立的预报预警会商机制，对准确预判环境形势，及时启动或升级应急措施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机制应当持续运行下去。当研判未来一段时间区域内可能发生重污染时，及时启动区域层面的预报预警，并为区域联动减排提供决策支持。

建立可持续的利益机制。我国对生态建设已经或正在建立补偿机制，享受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地区，对生态环境建设地区给予补偿。同理，对保护环境付出额外成本的地区，享受环境效益的地区也应当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具体的补偿内容、形式，可由双方协商并通过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

区域传输不应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的确，污染物区域传输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但国内外的污染源解析表明，区域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输对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影响有限，北京市区内有霾而密云的天空晴朗是常见现象；北京市内就有这样的差别，区域范围的差异更是如此。因此，应优先解决本地环境污染；治理了本地污染，才能实现天变蓝的整体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环保监督执法应该常态化，并发挥环境司法作用

APEC会议期间，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督察组，检查污染企业的污染物减排情况，约谈“不作为”官员等，成效明显。避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混乱，应清晰部门职责边界，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明晰地方环境保护部门职能定位。我国环境保护垂直管理试行多年，一些地方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国家建立了区域性环境督查中心。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基层环保部门人员没有编制，甚至靠企业排污费生存。排污收费是国外实施很好的环境政策，但在我国出现了两种不正常情形：一是收费单位不希望排污单位减排（因为排污多收费就多），二是排污单位没有污染物减排的积极性（因为少排了收费也不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各地应确定必要的环保编制，逐步增加公共财政投入；或由上一级环保部门负责基层的督查；如果人员过多则应按国务院清查“吃空晌”部署精简人员，以提高环保行政效率。

发挥区域环境督查中心作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应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督查作用，使之责任与权利相适应。我国建立了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六个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应发挥这些区域督查中心的作用，除加强监测外，更应加强地方环境保护信息发布、执法情况督查等方面的功能。

对环保违法行为的处罚逐步实现司法化。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对环保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当创新模式，尽可能减少行政执法和处罚的“自选动作”，而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挥司法部门裁定和处罚环境污染事件的作用，即环境违法行为的司法裁定和惩罚应该常态化。

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与建议

——若干启示

APEC蓝说明，只要采取合适措施，包括机动车减排、燃煤和污染型企业关停限产、控制工地和车辆扬尘等，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想治理好大气环境污染，就有可能使“天变蓝”。

APEC蓝的经验说明，城市“灰蒙蒙”的天空，可以采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在短期内使天变蓝；“天帮忙”是APEC蓝的外部因素，没有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没有污染物减排，APEC蓝只能是短暂现象。肮脏的空气不能像治理污水那样治理，只有减少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大气污染才能避免。

留住“APEC蓝”，是居民在解决温饱以后的环境诉求，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环保呼声。正是有了公众的环境需求，有了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有了公众的监督，环境保护标准才能提高，企业才能自觉采取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大气污染才能得到治理；只有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联动共进，天才能“变蓝”。

出台APEC蓝的保障措施，更没有普遍意义，属于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从全国看，需要完成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需要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重要的是，还可以采取更经济性、更公平性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一些建议

“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应体现新思路新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应处理好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重点突破与循序渐进、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设定目标必须可行性，围绕目标确定重点任务；或以解决危害居民健康的重大环境问题为突破口，下大力气加以推进，避免“数字减排”。随着我国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变，应利用好PPP机制，以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投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提高认识水平。我国不能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果还靠过渡消耗资源能源、排放污染物获得GDP，不仅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还将挤压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应改变那种“重经济轻环境、重速度轻效益、重局部轻整体、重当前轻长远、重利益轻民生”的观念，转方式、调结构，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只有人努力了才能天变蓝。

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了按日计罚制度，让违法排污者对“污染损失”进行补偿；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做可以使企业树立污染治理的主人翁意识，增强责任感。应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执法，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干部，加大处罚力度，实行终身追究责任，不能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后，再拍屁股走人，从而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乱作为、不作为等问题。

公众参与和行动。应加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力度，并使之成为社会氛围。公众不仅参与环境保护，更应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如尽可能多地绿色出行；想要生活在白云蓝天的环境里，不能出门就开车，对排放超标的车必须按规定进行检测和维护，以减少尾气排放。只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APEC蓝才能成为常态，生态文明新时代也才会早日来到！

参考：APEC蓝及其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