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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状元坐船回家,船夫的一个上联,折磨他半生
古人对对,可能就是为了娱乐,比如年节的对子,都是透着祥和以及喜庆,对的好坏也没有人深究。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对子也可以试探一个人才学的高低和思维的敏捷程度,比如乾隆就常常出一些刁钻的对子,来戏涮臣子们,对的快的就受到皇帝的赞誉,而对不上来的就在同僚面前丢脸了。
今天也说一个和对对子有关的事情,但是不是清朝的事情,而是发生在明朝。罗洪先,明朝时期的广西人,出生高贵,父辈都是朝廷里当差的。受到父亲的教诲,从小就刻苦攻读,在22岁时,考取了举人。而三年后,又凭借自己的敏锐的才学,舌战群雄,跨过了殿试的门槛。一篇文章扬扬洒洒,引古论今,受到嘉靖帝的赞赏,被钦定为新科头名状元。
在皇帝身边呆了几年,也是殚精竭虑,为了大明社稷整天的忙上忙下。这天一次公务,正好要路过家乡,于是就顺道回家看望妻儿老母。有一段水路,他就搭乘了一艘小船,老船夫五十上下的光景,见他穿戴整齐,定是有文化的人,就闲谈说:我有一个上联,一直都没有人对的出,不知道客官是否有兴趣听听啊?
小罗毕竟是当朝的状元啊,心想什么对子,有这么难吗?心里也很好奇就对老人说,你说来听听。老船夫手摇船桨随口说了上联:"一轻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叶帆,下九江,还有十里。"
罗洪先听罢,当时也有点蒙了,张了几张嘴,也没有对出下联。据说此联都成了罗状元的心病了,时时在折磨他,直到归西那天都没有下联。
相关问答
Q1: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和坐船什么意思
“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是郑和船队的主力。 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
Q2: 古代朝廷任命官员上任途中会不会被人截杀并替代?
在古代朝廷会任命地方官员,身在朝廷的人就会携家带口拿着朝廷颁发的委任状前往就职地区。其实与如今的公务员如出一辙,千百年过去,其性质尚未发生太大改变。此外还有一些被贬的官员,从一个富庶的地方被贬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古代地区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天子脚下自然更加繁荣富有。
古代交通不便,通常前往任职的官员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在路上,那么他们就不怕有人假冒他们去做官吗?其实这样的事情也有发生,在《雷州假太守》一书中便有所记载,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一人被派往雷州任职太守。前往雷州要行水路坐船,不巧那时强盗盛行,这人就被强盗杀了。强盗不仅杀了此人,更是心生歹念抢走了此人的妻女,派手下装作仆人与太守,拿着委任状前往雷州。
此人是想彻底取代这个人在世间的存在。于是强盗假戏真做,竟然真的对雷州进行管理,令人惊奇的是强盗在当地还非常受百姓爱戴。不过为了不被人发现,这个太守也是费尽心思。他规定若是南京来人当地人不准接待他们,不然就要依法治罪。虽然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太守既然说了那就只能去做了。
不久后,被杀害太子的儿子来看望那个亲爹,然而因为他是南京人,雷州所有的客栈都不收他。于是真太守的儿子就很奇怪,却又不知原因。他就守在衙门门口直接和爹见面,可是当太守到来之时,那人却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便知晓父亲凶多吉少,太守之位可能已经被人替换。后来真太守的儿子就找到监司使将此情况告诉与他。监司使知晓情况后大怒,却也并未打草惊蛇。监司使心生一计,请假太守来吃饭并让真太守的儿子与其对峙。后来假太守就被抓住并处死了。此事不知真假,却真真切切记载于书中。
此外在清朝光绪年间,武昌来了三人,其中一人好似太监,他们经常使用金制品,口音听上去是京城人。所以很多人怀疑这是不是皇帝来了,谣言的力量是可怕的,一传十至百,于是很多人就来面圣还准备了很多不凡的礼物。但是众人之中不凡聪明之人,便有人怀疑这三人是不是假冒皇帝。于是有人便将仆人骗到澡堂,当肥皂落地的那一刻一切便已揭晓。此人竟真是那种人。
于是就派人将那三人抓起来审问,原来这位皇帝确实是满人,不过是个演戏的。而太监也确实是个真太监,却是一个被赶出宫的太监。而那些金制龙碗等则都是太监从宫中偷出的。这样的事情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其实在古代,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无非就是为了成名获利,才会出现这种浑水摸鱼的人,毕竟消息的传播方式有限,各地相对闭塞。
Q3: 关于朱元璋的资料
朱元璋资料
朱元璋 字 国瑞
年号 洪武
庙号 太祖
谥号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在世 1328年—1398年
在位 1368年—1398年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开国皇帝(1368年 - 1398年在位)。
朱元璋生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朱元璋祖籍为江苏沛县,祖、父后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定居。因其出生时,其父母年龄相加有八十八岁,故原名朱重八,后改名为朱兴宗。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兄先后去世,不得已入皇觉寺为游方僧。
至正十二年(1352年)受好友汤和来信劝说,参加红巾军,投靠郭子兴,由于指挥有方,不久便由一名小军官逐渐升为元帅,并娶其养女马氏为皇后。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改名为应天府。朱元璋采取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采取稳健的进攻措施,击败了徐寿辉、陈友谅的势力。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1364年自封为吴王。同年将小明王沉入长江中。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九日,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闰七月,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元朝灭亡。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服云南,中国大体上统一。
统一中国后,朱元璋为明朝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典章制度。由于皇太子朱标软弱,朱元璋开始大规模诛戮功臣,先后炮制了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等大规模的案件,株连人数众多。
制定《大明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死于应天皇宫。葬紫金山孝陵。
家族列表
父亲 仁祖淳皇帝 朱世珍(原名朱五四)
母亲 淳皇后陈氏
兄弟姊妹
朱兴隆,南昌王
皇后 孝慈高皇后马氏,郭子兴义女
妃:
成穆贵妃孙氏,元帅马世熊义女。
淑妃李氏,李杰女。
宁妃郭氏,郭山甫女。
子女
子
朱标,长子,懿文太子(孝慈高皇后出)
朱樉,次子,秦愍王(孝慈高皇后出)
朱棡,三子,晋恭王(孝慈高皇后出)
朱棣,四子,明成祖(孝慈高皇后出)
朱橚,五子,周定王(孝慈高皇后出)
朱桢,六子,楚昭王(胡充妃出)
朱榑,七子,齐王(永乐朝废为庶人)(达定妃出)
朱梓,八子,潭王(洪武朝自焚死)(达定妃出)
朱杞,九子,赵王(幼殇)
朱檀,十子,鲁荒王(郭宁妃出)
朱椿,十一子,蜀献王(郭惠妃出)
朱柏,十二子,湘献王(胡顺妃出)
朱桂,十三子,代简王(郭惠妃出)
朱柍,十四子,肃庄王(郜氏出)
朱植,十五子,辽简王(韩妃出)
朱栴,十六子,庆靖王(余妃出)
朱权,十七子,宁献王(杨妃出)
朱楩,十八子,岷庄王(周妃出)
朱橞,十九子,谷王(永乐朝废为庶人)(郭惠妃出)
朱松,二十子,韩宪王(周妃出)
朱模,二十一子,沈简王(赵贵妃出)
朱楹,二十二子,安惠王
朱桱,二十三子,唐定王(李贤妃出)
朱栋,二十四子,郢靖王(刘惠妃出)
朱?,二十五子,伊历王(葛丽妃出)
朱楠,二十六子
公主
临安公主 ,下嫁韩国公李善长子李祺
宁国公主,母孝慈高皇后,下嫁汝南侯梅思祖从子梅殷。
崇宁公主,洪武十七年下嫁牛城,未几薨。
安庆公主,母孝慈高皇后,下嫁欧阳伦。
汝宁公主,洪武十五年下嫁吉安侯陆仲亨子陆贤。
怀庆公主,母成穆贵妃孙氏,下嫁王宁。
大名公主,下嫁李坚
福清公主,母安妃郑氏,洪武十八年下嫁凤翔侯张龙子张麟。麟未嗣侯卒。永乐十五年,主薨。
寿春公主,洪武十九年下嫁颖国公傅友德子傅忠。
十公主,早薨。
南康公主,洪武二十一年下嫁东川侯胡海子胡观。
永嘉公主,母惠妃郭氏,洪武二十二年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郭镇,
十三公主,早薨。
含山公主,母高丽妃韩氏,洪武二十七年下嫁尹清。
汝阳公主,母惠妃郭氏,洪武二十七年下嫁谢达。
宝庆公主,太祖最幼女,下嫁赵辉。
福成公主,南昌王女,母王氏。嫁王克恭。克恭尝为福建行省参政,后改福州卫指挥使。
庆阳公主,蒙城王女,嫁王琛。
百僚己睡朕未睡,
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
日高一丈犹拥被。
据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做皇帝以后写的一首诗,表明他的辛勤。朱元璋的确是个勤于政事的皇帝。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他经常换上百姓的衣服,出外私访。有一天,他跑到罗复仁家,想看看这个陈友谅(陈友谅,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将领,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1363年,为朱元璋大败于鄱阳湖,至九江口中箭死)的旧臣,表现怎样。罗家在南京城外一个小巷子里,房子破破烂烂,屋里也没有什么家具。罗复仁正扒在梯子上刷墙壁,一见皇帝来了,慌忙叫妻子端个小凳子来请皇帝坐。朱元璋见他为官清廉,穷到如此地步,很不过意,忙说:“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就赏给他城里的一所大房子。相反,对那些贪官污吏,朱元璋一经查实,执法极严,从不宽容。
朱元璋为什么能这样奖廉吏而惩贪宫呢?原来,朱元璋(1328~1398年)本是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和尚。通过参加农民大起义,他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夺取到全国政权,建立了明王朝,登上皇帝的宝座。从此,朱元璋就总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再发生农民起义。他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觉得吏治的腐败,是造成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朝后期,政府公开卖官器爵。很多官吏用钱买到官做,就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贪污盗窃,敲榨勒索,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连那些奉皇帝之命到各地“问民疾苦”的宣抚官,也是见钱眼开,大收贿赂,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编出民谣,诅咒他们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百姓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从这里,朱元璋认识到,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到能否巩固统治的大问题。因此,他下决心整顿吏治,严惩贪官。
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召见大臣,宣布说:“从现在起要严立法禁,凡是官吏贪污害民的,决不宽恕。你们都要好好领会我这句话,如果廉洁奉公,就好似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从容自在,如果贪赃犯法,将好似闯进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即使勉强挣扎出来,也是体无完肤的。”接着,他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官吏的贪污盗窃,并召见各府州县的官吏,告诫他们说:“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老百姓的财力都很困难,好比刚飞的小鸟拔不得羽毛,新栽的小树动不得根,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你们千万不要去扰害他们。”
但是,当时的官吏,并没有把朱元璋的活放在心上。他们认为新登基的天子都要来这一套,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他们学元朝官吏的样,见钱就抓,见财就捞,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即刑罚,泛指法律)者出入刑名(即不按法律办事)”。浙西地区农民交纳秋粮,原先规定交到京城南京的仓库,农民就要额外花销一笔很大的运费。后来朝廷为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把粮食折成钞币,将钞币直接交给附近的官府,称为“折粮”。但许多地方官却向农民征收各种车船运费和包装粮食的蒲包、竹篓费。这些加征的运费和包装费,竟高达粮食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有个负责征收税粮的粮长邾阿仍,在征收粮米一万石之外,用巧立名目的办法,多征粮食二万二千石,钱一万一千一百贯。农民缴纳不起,他强迫农民揭瓦拆屋,变卖衣裳、锅灶、牲口和农具作抵押,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一个地方的小吏竟贪污这么多钱粮,中央的大官贪污的数额就更大了。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他家中的金帛、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据说多得没法数。朱元璋连声哀叹说:“各衙门的官吏上任前,我都开导过他们,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但去了以后,有几个听我的话?”“象这种愚下之徒,我这般大年纪,说得口干了,气都接不上来了,也说他不醒!”
为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便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贪污。只要发现官吏有贪污违法的行为,他即动用残酷的刑罚,严加处治。凡是贪赃枉法的,统统发配到北方偏僻荒凉的地方充军。贪污赃款银六十两以上的,都押到土地庙枭首示众,剥皮实草。连官吏出差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严惩不贷。明政府规定乘坐官家的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人物品超过十斤的,每五斤笞(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敲打臀部、腿或背)十下,每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拷打臀部、腿或背)六十下。乘坐官家车船,附载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七十下。
除了平时的零星打击,朱元璋还集中清查了几个大的贪污案件,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1385年,御史余敏、丁举廷告发北平(今北京)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行政的省级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的省级机构)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主管土地、户籍、财政的副长官)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命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主管刑法的最高长官)王惠迪、兵部侍郎(主管军事的副长官)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的高级官员和各布政使司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许多豪强地主。明政府发现他们除了盗窃国库的金银宝钞,盗卖官仓的粮食外,还贪污大量没有入库的税粮和鱼盐等各项税款。贪污盗窃的总额折成粮食,共达二千四百多万石。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追赃牵连到各地的许多大地主,被抄家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打击贪污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而且不避权贵和亲属,不论职位多高,同他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也决不曲宥。丞相胡惟庸除了贪污,还犯有其他罪状,被处死。开国元勋华云龙,在北平私自占据元朝丞相的住宅,被撤职罢官。驸马都尉(皇帝的女婿)欧阳伦,凭着自己是朱元璋结发妻子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禁令私自贩卖茶叶,几次在陕西贩运私茶;他的家奴周保还叫当地官吏,征调民间的几十辆车子为他家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地方官吏。由于欧阳伦有权有势,谁也不敢过问。有个河桥巡检司的小吏不堪凌辱,把这事告发了。朱元璋得到消息,怒不可遏,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他的家奴周保,还写了一个通敕令,派人带去给那个告发的小吏,表扬他不避权贵的精神。
在严惩贪官的同时,朱元璋又大力表彰廉吏,以扶正压邪。济宁(治所在今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当时朝廷号召农民开荒,规定荒地垦种三年才开始征税。但他上任之前,当地官吏不按规定办事,不到期限就向开垦的农民征税。百姓说朝廷不守信用,都扔下土地不种了。方克勤上任后,就宣布要严格执行朝廷的规定,并把土地按土质的肥瘠分成九等,依照等级收税,民心马上安定下来,开荒种地搞得热火朝天。后来,有一年夏天遇到干旱,农民正忙着抗旱抢种庄稼,当地的官军却下令征调民工修城。方克勤赶忙出来阻挡,说:“老百姓正忙着耕种,怎么能去干扰他们?”他请求中书省取消这项徭役,得到了中书省批准。徭役废除后,随即下起了一场大雨,老百姓非常高兴,编了一首民谣说:“孰(谁)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方克勤还注意兴办教育,在乡村办起社学,延请儒师教民间子弟读书。他在济宁任职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但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清贫的生活。一件布袍穿了十年没有换新的,每天只吃一顿有肉的菜。三年后方克勤到京城朝见,朱元璋特地赐宴表彰他,并把他送回济宁继续做知府。
经过二、三十年的斗争,明朝官场的风气逐渐有了好转,吏治日趋清明,社会慢慢安定下来,经济也随着发展起来了。
Q4: 如果明朝一个人家住赣江边上,他想坐船去北京,路线是什么?大概要多久?
他可以沿赣江北上,入鄱阳湖,在九江入长江,在镇江进京杭大运河,直达北京的积水潭。哇噻,他一下子就到了北京的市中心了。一千多公里的水路,假设他一天走五十公里,差不多一个月吧。
Q5: 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朱棣命三宝太监郑和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明朝官员坐船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东非、红海。[1]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五百年提出海权论[2] ,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3]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一说宣扬大明威德,《明史·郑和传》中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寻找建文帝朱允炆,《明史·郑和传》中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一说发展贸易缓解财政,有未被抹杀干净的史料称郑和下西洋使“贫民致富”、“国用充足”[4-6] ;另有包抄帖木儿帝国、 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事复员问题等说法。
政治方面
加强边防
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对明朝产生危机,永
郑和
乐帝还亲征几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下篇会再详述)。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警察“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皇位继承
朱棣
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踪。明成祖继位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及其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主因为寻找建文帝。但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可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明朝官员坐船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明成祖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明成祖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明朝官员坐船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7] 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厚往薄来“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条件编辑
大明混一图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对外扩展海外贸易,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中国唐宋元朝以来发达的造船技术;
中国古代罗盘,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永乐帝明成祖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8] ,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地方支持:江苏、福建等提供的支持
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船队编制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武职簿》来看,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
根据中国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别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9] 。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地处福建的小城福建福州长乐县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10] 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
永乐帝即位当年,明朝官员坐船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龙江造船,明朝官员坐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南京龙江造船厂遗址现有郑和宝船模型一座。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明成祖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朝贡贸易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巨型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船队。
肯定派
郑和下西洋船只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右图为按照当年郑和船队中的中号宝船尺度设计建造的仿古宝船,展示于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船长63.25米、船宽13.8米,6桅8帆,排水量约1300吨。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抄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目的编辑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明成祖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明成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明成祖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明成祖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明成祖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⒈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⒉扩展朝贡贸易(经济目的);
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⒋出海目的是为迎佛牙[11]
⒌加强同各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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