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讲飞机票 高晓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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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高晓松也对比性的说高晓松讲飞机票了一个打飞机，画面上有飞机的配图；

最后马东说是武器的规格不同，所以可以肯定说的是打手枪和打飞机。

《奇葩说》是一档由爱奇艺出品，米未制作的融入辩论元素的节目。节目由马东主持，并邀请了蔡康永、金星、罗振宇、张泉灵、高晓松担任导师。旨在寻找华人华语世界中，观点独特、口才出众的“最会说话的人”。

《奇葩说》包括：《奇葩说第一季》、《奇葩说第二季》、《奇葩说第三季》、《奇葩来了》、《奇葩说第四季》、《奇葩大会》、《奇葩说第五季》、《奇葩说第六季》、《奇葩说第七季》。

相关问答

Q1: 50岁生日，高晓松催泪发文：如果有来生……

“我其实是一个孤单长大的小孩。我也在成长中有很多的怨和不原谅，比如对我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叫《铁青》，因为在我的心里，父亲就是铁青的。但到了50岁的时候，那些从小孤单着长大的东西都已经慢慢淡去了，远去了。所以当然是要感恩的。包括对我的父亲，我把他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洒在旧金山海湾时，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推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过来，正好就在那时候出现在镜头里，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父亲……”

“如果有来生，来生年纪轻轻又回来，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江湖……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但我来生还会再来。”

2019年11月14日，是高晓松的50岁生日。路走了五十年，他的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十年前，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时候，每件事情你都想明白，因为老觉得，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了。”

慌张过后，从六十年代末尾走来的高晓松，最为可贵的是看尽人情冷暖后，身上仍然有一种少年意气。

作为一个饱学之士，他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后来所造就的一系列文学音乐作品，其实都有着纯艺术之外的意义。

五十而知天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浮之后，他活得比大多数人要明白，一言一语中，随处显现着岁月赋予他的智慧。

飞逝而去的是过往烟云，坦然留下的是蓊郁风景。即使山风吹过，恍若隔世，他依旧喜欢这匆匆而过的五十年。

高晓松的前半生已经度过，他内心的波澜壮阔，早已隐匿在自己的年月深处。

从理想主义时代走来的高晓松，不可避免地与许多有趣的灵魂有了契合的连结。

在白衣飘飘的年代，大家为了音乐，不惜推着自行车走十几里路，只为驼回一只音响。

那时的高晓松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穿着一尺宽的喇叭裤，没事的时候就和老狼跑到北大的草坪弹琴。

1990年深秋，高晓松与女友“红”相识并相恋。之后，两人租了一间民房。

一天清晨，高晓松为红梳头，寂静之中他突然大喊一声“有了”，只见他迅速放下手里的梳子，来不及找纸，就在一本书的封底上，记下了瞬间的想法。

这段突如其来的文字，就是歌曲《同桌的你》的初稿。

1993年，高晓松终于完成了整首歌的创作，他邀请让老狼来唱这首歌。

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在校园舞台唱歌。停电了，便从牛仔裤的口袋中拿出一只打火机打火唱，直到整个学校的体育馆被星星之火照亮。

高晓松是个在人群中长大的人，所以他永远离不开人群的热闹，他孜孜不倦地寻觅着同类。

1994年，一首《同桌的你》让二十几岁的高晓松几乎收获了当年所有的音乐奖项。而彼时的朴树，只是一个喜欢音乐的辍学青年。

这一年的一个晚上，高晓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你是高晓松吗？”高晓松说：“我是。”他说：“我叫濮树，我想卖歌。”

高晓松也随着对方的话顺下来：“那行啊，我去找你吧。”

就这样，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产生了交集。朴树当时唱了《火车开往冬天》，他的嗓音脆弱动人，听得高晓松浑身上下乱掉鸡皮疙瘩。

由于对朴树的欣赏和惜才之心，高晓松拉着刚回国的师兄宋柯成立了麦田音乐，自掏腰包，先帮朴树录了两首歌。

就连“朴树”这个名字，其实也是高晓松给改的。

朴树的原名是濮树，但这个字生僻又难记，于是高晓松就把“濮”变成了“朴”。

为了让朴树的才华发光，高晓松尽力了。

朴树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好在高晓松懂他。对音乐共同的纯粹追求，成全了两个人的友情。

他最初成立麦田音乐是为了两个人，一个是朴树，还有一个是叶蓓。

1995年的某天夜里，高晓松和郑钧、谢东一群人来到酒馆，围成一桌，喝酒聊天。他偶然听到了叶蓓的歌声，觉得有些惊讶，便通过音乐总监找到叶蓓。

后来高晓松写了一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身上的脆弱感，配这首歌刚刚好。

叶蓓后来说，高晓松是她的伯乐。

2016年高晓松写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样的歌词，歌唱的人儿正是许巍。

许巍一直是高晓松的粉丝，所以当高晓松找到许巍时，他看词写得不错，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不喜欢上网的许巍，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已经火遍四方了。

高晓松说总有些人批评他的诗与远方，说父母尚在苟且，谈什么诗和远方。但他们不知道他的那个年代是真的有诗和远方。

中国八十年代民谣的土地一大块都让高晓松占领了，从朴树、叶蓓、老狼到尹吾、周深……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

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举办了“此间的少年”-高晓松校园民谣作品演唱会，老狼和高晓松在结束的时候，合唱了他们最爱的《恋恋风尘》。

那真是绝无仅有的一场演唱会，高晓松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失去过自我的少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这句话如今在网络上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箴言。后来，高晓松多次说过，这句话源于自己的母亲张克群。

高晓松生于1969年11月14日，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孩子，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音乐天才，一路名校，拥有着别人无法复制的人生。

用高晓松的话说：当你的爷爷是清华大学校长，外公是熟操四国语音的科学家，舅舅是科学家、教授兼博导，妈妈是建筑学家，你要是不能当上个什么专家、学者，就会有一群人说你“长坏了”。

是的，在清华大院儿里，硕士在他们家等同于文盲。

有了自由和文化的基石，高晓松接下来的人生故事便都顺理成章了。

自小是学霸的他，在19岁那年以超出分数线60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最好的专业—电子工程系。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高晓松的父母早就替他规划好了人生蓝图：读完清华，就到国外留学读博，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学者或科学家。

然而高晓松不愿走父母为自己铺好的平坦大道，他想去追寻自己的音乐理想。

1988年，他与老狼、蒋涛组成了青铜器重金属乐队。几个年轻人在北京各种地下摇滚音乐会，与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同台演出。

大二那年，高晓松跟家里说以后要专心做音乐，家里没有人支持他。高晓松就跟他妈妈打赌：我要是能用吉他养活自己，你就同意我退学组乐队。

于是高晓松被扔到天津，他唱歌卖艺，结果一天下来赚了五毛钱，便灰溜溜地回了家。

这次经历并没有浇灭高晓松对于音乐梦想的热爱。

1990年暑假，海南一歌厅竟给他们发来邀请：“希望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乐队的其他人都因为海南太远而心生畏惧，只有21岁的高晓松和老狼背起了吉他，远走海南，唱一晚，给20块钱。

高晓松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清华退学，彻底走上流浪歌手的道路。

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打的士，第一次吃菠萝。然而，诗和远方的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海南毗邻广东，当地人都喜欢听粤语歌。高晓松和老狼的校园民谣根本无人问津，唱了好几天也没拿到工资。

两人囊中羞涩，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买票回北京。高晓松毫不犹豫地把这张票让给了老狼，自己则辗转到厦门，在厦门大学待了半年。

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每天聚在一起唱歌写诗，过着从前慢的日子。

高晓松后来在回忆里写：一生当中，再没有哪一年像1990年那样漫长、欢乐和忧伤。

“我妈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还有诗和远方。

谁要觉得你眼前这点苟且就是你的人生，那你这一生就完了。”

长大之后，高晓松对母亲说的这句话越来越深信不疑。

迄今为止，高晓松大概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每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玩一段时间就把车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他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很快成为朋友。甚至跟着人家一起组乐队卖艺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

旅程左右万里，护照四十八页，每个终点高晓松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很多人说：“还不是因为他的生活足够富足，所以才能做到。”

其实，这都是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玩的”。而后来，他竟然因为这些“玩”，成为了自己最初想要成为的人。

谈及自己这一路，高晓松说自己的潇洒，归功于“听妈妈的话”。他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他的母亲至今还背着背包在世界各地流浪。

高晓松从来不怕随遇而安，所以当他做唱片公司赔了钱，就跑去周游世界，“哪怕钱全花光也没关系。”他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出发了。

这才有了他后来在《晓说》里感慨：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从南极到北极，从东方到西方，从所有自己梦想要去的地方，到自己没有想过要去的地方，高晓松都去了。

另一段在外人看来难熬的时间，就是他因为酒驾坐牢的时候。但高晓松却说，那是一段最特别的时光。

他明白了很多。比如，生命、自由、珍惜……

未来不是岁数，未来是迷雾，读万卷书才能看清皓月繁星。

近些年，网络脱口秀、《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让高晓松这位音乐才子以口才征服观众，奇闻说古今，谈笑有鸿儒，大概说的就是他这种样子。

半生履历的沉淀，造就了他在各个领域中对古今文化谈笑风生的样貌。

面对外界对他的大力褒奖，他只是淡淡地说道：“你没空读闲书，我来替大家读书；你没空聊天，我来替大家聊天；我让大家工作之余过得更有趣一点。”

高晓松还和朋友开了两所书馆，并出任馆长。“杂书馆”和“晓书馆”都是免费的，几乎每一本书都是他精心挑选。

他为杂书馆开馆撰写序言：

以史为鉴，无非再添几分偏见；以梦为马，最终去了别家后院。不如大雪之后，清茗一杯，杂志两卷，闻见时光掠过土地与生民，不绝如缕。

岁月长，衣衫薄，高晓松只想不负时光不负卿。

由于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高晓松总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时代的每一场变革，他可以随时做出自己的改变。

以至于他一度自嘲：“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只能写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高晓松的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1993年10月，诗人顾城自杀。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代文学青年的理想，似乎在听到噩耗的一刹便戛然而止，高晓松就是其中一个，他只看到报纸上写了四个大字：诗人死了。

为了怀念自己的精神支柱，他写了三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月亮》和《回声》。

“顾城是我最热爱的诗人，我觉得一个时代都结束了，我那一天就写了三首歌，组曲都是写给顾城的。”

顾城的母亲给高晓松打来电话，表示感谢：“谢谢你啊，晓松，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人记得顾城。”

他是一个内心有真实、清澈的东西的人，无论被世俗怎么折损，都坚持自己一贯坚持的。

高晓松是什么时候开始老去的？

据他自己回顾，应该是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离世的那一天。

在他眼里，整个大师辈出的八十年代，终于崩塌。

环顾身边曾经唱歌的白衣少年们，早已褪掉身上的青涩，成为一个又一个温和的中年人。

随着被岁月摧残，那些激情都已经慢慢消失在推杯换盏、杯觥交错的时间里，高晓松怀念着曾经的那些清白面庞。

2017年，他在致敬李宗盛的《越过山丘》中写下这样的词：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

歌词中弥漫着穷途末路又一意孤行的气息，唤起少年时强烈又无望的流年过往。

这又何尝不是高晓松写给自己的歌。

走过人生五十余载，他见证了太多人或高光、或低谷的时刻，心里难免感怀万千。

他常常自嘲：“老天真的待我不薄，所以给我这么一张脸我也认了。”

半生而过，想做的事都实现了，心里的洞也补上了。那些心里积郁了多年的水，也逐渐被阳光蒸发。

高晓松认为自己的人生不深刻，但还算庞大。他感恩寓居于斯，成长于斯的江湖；感恩一切或激情、或迷茫的岁月。

十年前，高晓松为好友谭维维写了一首歌，名叫《如果有来生》，里面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会各自远去……

或许这首歌写的就是高晓松的心声吧，这个中年男人的内心始终停留在他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从未离开。

他虽然老了，不再呼喊奔跑，却默默生出许多根，记住许多事，刻下年轮，结出果实。

偶尔有风吹过，想起初来时世界的模样，欣喜万分。

活到这把年纪，高晓松已然知道自己能独善其身，也知道如何度过后半生，所以他不会着急，他要在这个江湖上，努力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50岁生日那天，高晓松发表了一篇名为《半生倏忽而过》的文章，里面有段话这样写道：

“如果有来生，来生年纪轻轻又回来，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江湖。我活到了50岁，看过了许多行业，也亲身参与不少，我觉得可能这世上没有比我们这个江湖更好的地方，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但我来生还会再来。

真的让我来选，一万次我都还是会选要生于1969年11月14日，我要来经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这半个世纪。”

每个人，都会受到命运的馈赠，同时也难以躲开命运的伤害。看似一帆风顺的高晓松，也并不是毫发无损地过了50年，他的内心深处，有深埋的伤疤。

但如今，他带着感恩，回首曾经不愿面对的过往，于是这篇《半生倏忽而过》的文章里，出现了令人泪下的一段：

“感恩把我生到这个世界来的爸爸妈妈，感恩给了我那个时代最好教育的一大家子人。曾经，我遗憾自己没有像很多孩子一样，有那么亲密、那么温暖的家庭。知识分子家庭通常会比较冷漠，加之我父母都忙，常在国外，我其实是一个孤单长大的小孩。我也在成长中有很多的怨和不原谅，比如对我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叫《铁青》，因为在我的心里，父亲就是铁青的。但到了50岁的时候，那些从小孤单着长大的东西都已经慢慢淡去了，远去了。所以当然是要感恩的。包括对我的父亲，我把他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洒在旧金山海湾时，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推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过来，正好就在那时候出现在镜头里，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已经原谅了我的父亲。我现在的微博头像，就是我英俊的爸爸和漂亮的妈妈。”

如果人生是一个过程，那么，应该是一个不断告别、学会放下、学会原谅、学会擦干眼泪的过程。回首身后倏然而过的50年，高晓松的眼睛里透出的是：无悔。

回望高晓松的前半生，发现他已经去了该去的地方，做了想做的事，活出了想要的生活，同时影响了与自己相遇的每个人。

那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是生命最渴望的模样。

50岁了，半生倏然而过。生命来来往往，没有来日方长。

如果有来生，依然要活出生命最好的模样，即便有伤痛，也要学会原谅，然后转身前行，去看草长莺飞，去看万物生长。

Q2: 年少时读不懂高晓松，再读已不再年少

高晓松曾说：“硕士在我们家算是文盲。”

的确，看完他们家族的背景后，此言一点都不为过：

外公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外婆是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唯一的中国籍博士，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筹建者之一；

舅舅是清华大学兼博士生导师；

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

母亲师从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

从小就在北京清华园长大的高晓松，在求知上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清华大院长大的他说“小时候一旦遇到什么问题，家人就会随便写张纸条，说你上哪家问谁谁谁去。”

“随便踹开一家的门，进去聊会儿天就很长知识，梁思成林微因就住我家前面的院子。”

而这些谁谁谁，就是一辈子研究这个的，他们家周围住的都是各个学界的泰斗人物。

高晓松一生下来就具有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按理说，出生在这样高知家庭的高晓松长大后起码应该也会当一名教授，可他却偏不。

你以为高晓松只会玩音乐，那真是大错特错。

初中时高晓松就读于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名校北京四中，而且是全校学习成绩最好的A1班。

当年高晓松高考时是化学单科的北京状元。

最后他的高考总分还高出了清华录取分数线六十多分，之后直接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而系主任嘛，就是他舅舅。

高晓松曾自爆：“当年父母培养我琴棋书画，原本是想让我当一个有艺术修养的科学家，但最终我却变成个懂点儿科学知识的艺术家。”

原本对本专业就没多大兴趣的高晓松决定在大学期间找点乐子做做：组建乐队。

由于经费不足，他想向家里要钱，但父母却不给，对他说“你得先证明自己有凭此谋生的能力。”

高晓松知道从爸妈这里拿钱玩音乐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趁着放假时间，背着一把吉他，身无分无地跑去天津卖唱。

谁知第一天就出师不利，弹了一天琴后只收到5毛钱，饥肠辘辘的他并没有将这五毛钱拿去买吃的来果腹，而是都拿去买了烟。

第二天又去天津大学，结果被当成流氓抓了起来。

虽然他高喊着：“别抓我，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可他那痞样，谁信呢！

几天后，实在撑不下去了的高晓松只能黯黯地回到了北京。

回到学校后，不安分的高晓松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组了一个叫“青铜器”的乐队，其中就有老狼。

可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没钱买乐器。

这点小事怎会泯灭掉他们对音乐的热爱：能买多少是多少呗。

吉他和贝斯不到100块钱，鼓槌就用刷子柄代替，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几十块钱的女生们硬是凑了400快钱买了一台音箱。

而买到音箱后嫌打车费太贵，就用自行车硬是把200斤的音箱拖了回去，途中有几次音箱掉下来，大家直接拿脚挡住，差点弄成残废。

老狼回忆起第一次见高晓松：他当时穿着军装和一双拖鞋，带着草帽，心里想这那是清华的，分明就是个买瓜的。

高晓松一上来就问：“我们缺一个主唱，你先唱两句试试。”

在老狼唱完《我要的不多》后，就被确定为为乐队主唱了。

不久之后“青铜器”就混成了北京高校数一数二的乐队。

1990年暑假，“青铜器”收到了海南的一家酒吧的邀请，乐队里的除了高晓松与老狼外，都认为此事不靠谱，而他俩二话不说直接提包上车南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惜海南人民不懂摇滚，他俩不愿随大流唱粤语歌，还没挣到钱，他俩就被炒了。

赚的钱只够一个人回北京，高晓松直接把机会让给了老狼，而高晓松用剩下的钱买了张到厦门的票。

之后高晓松就在厦门开启了一段时间的的流浪生活。

在厦门的生活时高晓松灵感的爆发期。

《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是高晓松在厦门流浪时创作的。

当年高晓松流浪到厦大后就摸进了人家女生宿舍。

一头长头发，浑身又十分“痞气”的高晓松宣称自己是“流浪的摇滚歌手”后，就受到了那几位女生的欢迎。

高晓松之后回忆说：她们还用酒精灯来给高晓松煮粥，怕不够香还在粥里加了桂花。

高晓松在厦大受到了广大的青年学生的喜爱与崇拜，还收获了一段刻骨铭心额爱情。

1990年11月14日时，在高晓松的生日聚会上，与女友x(因高晓松承诺过不对她进行任何的文艺作品，便把她称为x)在东边社幽深小巷里接了10分钟的41摄氏度的吻。

之后高晓松与女友在厦大附近的一个小渔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过着两小无猜的生活。

但漂泊得再远，他还是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回到北京后，他做了一个至今他都觉得十分牛掰的事——从清华退学。

退学没过多久，《同坐的你》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高晓松和老狼火了。

20出头就火了的两人，用高晓松的话来说：“火了之后，我们迅速膨胀了。”

买林肯车，穿着皮克夹，左手拿着公文包，右手拿着3万块的大哥大，上面还绑了一个BP机。

当时的传呼号一般只有几位数，而他的只有一个“6”。一说“呼6”就觉得自己特别洋气，要多显摆就有多显摆。

在接受采访时，高晓松以浴袍出境，令采访无法进行，而编导也毫不客气地把一定会把他们加入黑名单。

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时，当天的到场人数达到了该馆的历史之最，门外还有几百号人没买到票，高晓松直接要求负责人把大门打开。负责人直呼:“我们这是在卖票啊。”

高晓松才不管那么多，直接把门打开，说：“他们在外面感受不到里头的氛围。”

作为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的老狼妈妈刚刚接到邀约电话还不信：“就老狼那样，还能唱歌？”

一个月后，老狼妈妈语气就变了：“我们家老狼三万可不行，好歹也得七万。”

20岁出头的他们就尝到了红的滋味。

很多艺人在出狱后都不愿提及自己的这段“黑暗”历史。

但高晓松却还坦言：“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半年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之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特别好。”

才子在狱中还不忘继续投身教育事业，教狱友们写诗，读书。

有一阵子，高晓松的牢房里，还掀起过人人写诗的小高潮。

不曾想，当才人遇见黑社会老大竟起了奇妙的反应：

与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以至于这位黑社会大哥还把自己存了好久的豆腐乳奉上。

高晓松对一个年轻狱友承诺：等他出去后，让他做助理。

谁知当年轻狱友出狱后，身边的人强烈反对，高晓松就给了这狱友一笔不少的钱，还帮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

火了之后的高晓松与老狼的友谊开始出现了决裂。

1995年高晓松与老狼的因为在音乐上产生分歧而导致关系直线下滑。

老狼不想再继续玩校园民谣，想转型玩摇滚，而高晓松却坚持玩校园民谣。

因此两人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次他俩在酒馆喝酒，突然吵了起来，桌子被掀翻，高晓松还差点拿椅子砸老狼。

两人正式决裂。

可是那么久的友情怎会说放就放。

下两年后，他俩在酒吧相遇，当高晓松举杯走向老狼时，两人就冰释前嫌，相拥而笑，一笑泯恩仇。

和好后的两人关系特别铁：

高晓松出狱后老狼二话不说直接打十万元给高晓松账上；而在老狼参加《我是歌手时，从不烫发的高晓松力挺哥们儿，为老狼烫发。

老狼生日时，高晓松给老狼买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老狼穿了好几年。

出狱后老狼曾对高晓松说：“我去年演出比较多，而你在里头吃糟咽菜，比较苦。你向来花钱大手大脚，以后没钱了，我养你。”

在《我是歌手》上老狼唱了高晓松为他写的歌《冬季校园》，这歌唱哭了很多人：

几个爱情诗人

几个流浪歌手

校门口的酒馆里

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

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

那宿舍里的录音机

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

可每到假期

你们都仓皇离去

这冬季的校园

也像往日

有漂亮的女生

白发的先生

只是再没有人来

唱往日的歌

……

我亲爱的兄弟

陪我逛逛这冬季校园

那漂亮女生

那白发先生

趁现在

没有人

没有风

……

那么多年，高晓松身旁的姑娘换了又换，去了很多地方，周游世界，一到一个地方就买部车去旅行，去看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日落，在路上继续寻找他的梦，追寻着诗和远方。

而老狼还是保持着多年前的长发，一样的微笑，一样握话筒的姿势，身旁还是第一次遇见高晓松时带的姑娘。

有人说高晓松和老狼是幸运的，在最好的年代遇见了最好的朋友，泡到了最好的妞。

懂得珍惜，珍惜遇见，珍惜岁月，这就是他们的幸运吧。

岁月有限，愿你也有人携手，有人同程。

高晓松讲飞机票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高晓松如何、高晓松讲飞机票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